案例三 郭某的行為是否是公安行政行為
案情摘要：
2002年7月8日下午，某民警張某身著便服到火車站辦私事，聽見一男青年王某口喊“誰要去福州的火車票”，即上前查問，王某說是“喊著玩”，張某遂將王某踢倒，致其鼻口流血王某起來后與張某廝打，將張的胸部抓傷，圍觀群眾見二人廝打在—起，即到車站聯防辦報告。值班民警李某帶聯防隊員趙某趕到現場，見王某鼻子流血，張某也有傷痕，要求他們到聯防辦，張某不去，提出要到車站派出所，并聲稱：我是民警，在抓票販子。趙某見張無任何標志，遂推搡張某到聯防辦去，將張的帽子弄臟，后經查實，張某確是某區(qū)公安分局民警，王某不是票販子，故對其批評教育后放人。7月11日某區(qū)公安分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guī)定認為聯防隊員趙某妨礙公務，給予其罰款200元的行政處罰，并要求賠償經濟損失100元。趙某不服，向區(qū)公安局申訴。
問題：
本案張某的行為是否是公安行政行為?
評析： 來源：www.gzu521.com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的規(guī)定，張某的行為不是公安行政行為。
本案中，張某的行為是否是公安行政行為是發(fā)生爭議的焦點，通常對此的判斷是從行為的性質以及結合行為的時間、地點和形式等方面綜合判斷。綜觀本案，張某的行為不是公安行政行為，其具體理由為：(1) 張某是到火車站辦私事，并未有執(zhí)行公務的主觀動機；(2) 張某雖系民警，但他并沒有著民警服裝，在抓捕所謂票販子時沒有任何事實表明張某執(zhí)行公務的身份；(3)民警在執(zhí)行公務時，必須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或有能夠證明自己身份的標志。由于上述條件張某均不具備，因而不能認定張某的行為是公安行政行為。故公安分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規(guī)定認定聯防隊員趙某妨礙公務的事實不能成立。
法律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
2、《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
3、《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

案例四 個人行為與公務行為的區(qū)別
案情摘要：
李某系某鐵路公安局警察。一日中午執(zhí)勤后到飯館去吃飯時，遇到鄰桌有兩伙人為爭奪板凳爭吵起來。李某起身欲管，此時，兩伙人中有一人從口袋里摸出刀子，將對方一人砍傷。李某見狀，即從腰間抽出手槍，欲捉拿行兇者。打架的兩伙人見有警察過來，便四散逃走。李某隨即緊追，一不小心被凳子絆倒，手碰在地上，觸及扳機，手槍被擊發(fā)，子彈打到水泥地上，反彈后將一旁觀者趙某的腿打傷。趙某被及時送往醫(yī)院治療，趙某的傷治好后，找到李某要求賠償。李某稱自己是在執(zhí)行公務，應由他所在的公安機關負責而不應個人責任。趙某即找到李某所在的鐵路公安局要求賠償。局長對此另有看法，認為不應由鐵路公安局來賠償。其理由是：(1)李某是在下班期間，并非在工作時間，執(zhí)行公務應是在上班期間，公安局不能對李某在24小時之內的所有行為都負責；(2)李某是鐵路警察，而此事情發(fā)生于飯館之內，其行為不在職權管轄地域范圍內，公安局只能對其在職權管轄范圍內的行為負責。李某的行為屬于個人行為，應由其個人負責。無奈，趙某只有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鐵路公安局承擔賠償責任。
問題：
李某的行為性質屬于個人行為還是公務行為?
評析：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的規(guī)定，李某的行為屬于公務行為。公務員在法律上具有雙重身份，區(qū)分公務員所為的行為究竟是個人行為還是公務行為有時間、地點、行為的性質等多種標準。執(zhí)行職務固然與時間、地點等有關，但時間、地點等只能作為參考標準，而最主要的標準即是看公務員的行為是否在執(zhí)行職務，只要一個行為發(fā)生于執(zhí)行職務的過程中，包含著行政職權的運用，該行為即屬于公務行為，否則屬于個人行為。以此觀之，李某的行為屬于典型的公務行為。因為，如果作為公民個人，李某在道義上有制止犯罪的義務，但在法律上如果不這樣做，也不能追究其責任。作為警察，李某則有責任制止犯罪，捉拿犯罪嫌疑人。否則是失職行為。從本案看，李某是在履行其作為警察維持社會治安、制止犯罪、捉拿犯罪嫌疑人的職責，是典型的履行職權表現，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規(guī)定，李某所在的公安機關應對李某在執(zhí)行職務過程中槍走火傷及群眾的后果承擔賠償責任。
法律依據：
1、《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
2、《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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