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三中全會推出《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了土地流轉制度是新一輪中國農村改革的軸心。很快，海內外對這個文件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和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不一樣，農村的改革可以說是少數(shù)幾個帶有全局性影響的改革。正因為如此，對新的改革或抱有高度的期望或表現(xiàn)出極大的擔憂，都是正常的現(xiàn)象。重要的是改革者能否保持清醒的頭腦，既不因為叫好聲而飄然，也不因為批評聲而止步不前。

對土地改革抱樂觀態(tài)度的是改革者。很簡單，如果沒有對這一改革有良好的預期，就不會主張改革了。

賦權、收入與土地改革

土地問題是農村的根本性問題。的確，“三農問題”中很多問題的解決必須從土地入手。首先，農村黨政官員在土地問題上的腐敗。地方政權利用手中的權力任意征用農民在土地，農民在土地方面的權益得不到任何保障。這方面的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已經造成了農民和地方政權之間的高度緊張，從而也對整個政權造成壓力。土地改革就是要賦權與農民。

其次是農民的收入問題。很多年里，農民收入沒有實質性的增長。盡管中央政府在這些年里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免掉土地稅，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收入問題。土地流轉或者資本化顯然可以是農民收入的一個很大來源。反之，如果土地不能資本化，地方政府實際上一直在通過各種方式掠奪農民的土地。

再次，土地改革也是農村本身的生產方式的轉型所需。農民現(xiàn)在是小規(guī)模經營，僅僅依靠土地，盡管可能求得衣飽，但不會有很大的變化。正因為這樣，在工業(yè)發(fā)達的地區(qū)，很多農民已經離開了土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土地的荒廢。決策者希望通過土地流轉在糾正這個問題的同時造成規(guī)模經營。

說到底，土地流轉制度（甚至因為過于敏感而不能正面提出來的私有化問題）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大趨勢所需。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經之路。

不過擔憂者也并非沒有道理。一是中國仍然欠缺有效法治的保障。在實施這個新政策過程中，如何保護農民的利益是個大問題。如果土地的支配權僅僅從地方政府之手轉移到資本之手，對農民來說，不會有什么不同，因為地方政府和資本這兩者本來就是一體的。所以，必須預防農民再次遭掠奪。

其次，正因為資本和地方政權的強勢，農民在土地流轉問題上的“自愿”很難得到體現(xiàn)和保證。這里，“自愿”并不意味著理性。如果城市居民在資本誘導下，把國企股份廉價賣掉，農民也會在各種情形下把土地以任何形式處理掉。

其三，人們也不能高估農民的自我忍受能力。盡管實行市場經濟已經多年，但大多數(shù)中國人并沒有準備好接受市場規(guī)則的心理和能力。城市居民也一樣。在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一旦出了問題，城市居民還是要找政府來解決。農村也早已出現(xiàn)這樣的問題，例如在集資問題上。

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找政府就地解決并非毫無理由，因為中國并不存在一個完美的市場，或者一個好的市場制度。市場是一個受操縱的市場，權力和資本都可以任意操縱市場的運作。

其四，土地流轉出去了之后怎么辦？這個問題更為嚴重。例如這次金融危機已經對中國的企業(yè)產生了很多影響，大量企業(yè)的倒閉造成了大量農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農民可以可以借土地為生。沒有了土地，那只好成為無業(yè)流民。在這個意義上，土地就是穩(wěn)定器。如果這個穩(wěn)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問題很快就會演變成社會政治問題甚至危機。

農村改革是各方面的動力機制

正因為爭議比較大，出臺這個政策的決策者和有關部分似乎開始傾向于謹慎和保守，開始在推廣這個政策的范圍、方式和各種限制舉措上作文章。這些很有必要，因為決策者很難預見得到這一政策的負面效應。大家各自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來預見問題，就可以給決策者一個參考。

但從現(xiàn)在看，一些批評者開始有傾向把農村浪漫化，名為為農民利益著想，但實際上會阻礙問題的解決。例如一些人認為土地的問題并非農村問題的核心問題，農村問題的解決就是要對農村有大量的投入，給農民各種權利。這是要通過把農民和土地永久地綁在一起，使得農民和農村永久化。

也有一些人開始把農民看成是一種“特權”，要把農民這個社會群體永久化。從歷史的角度看，除了把農業(yè)、農村和農民浪漫化之外，這些都不可能是解決之道�！叭�農問題”的解決最終必須依靠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和農業(yè)轉移出去，就是工業(yè)化和城市化。

新的土地改革的困難并不在于土地流轉本身，而在于與之相關的配套制度改革。土地改革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沒有配套改革，就很難達到原來的預期。正是因為土地改革有“牽一發(fā)動一身”的功能，其能夠促成其他方面的改革。

實際上，農村改革從來就是中國各方面改革的動力機制。中國的改革從農村開始，農村的改革為其他很多方面的改革提供了莫大的動力。如果沒有農村改革，很難想象城市改革能夠順利進行。

農村改革更是促成了農村本身的巨變。家庭聯(lián)產土地承包制馬上導致了計劃經濟時代建立的農村人民公社和生產隊制度的解體。舊制度的解體導致了制度創(chuàng)新，農民的實踐和中央政策的結合造就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中國地方民主制度。

承包制也為農村人口的流通創(chuàng)造了條件，農村過剩勞動力進入城市市場，造就了成千上萬的農民工。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勞動力優(yōu)勢是中國經濟崛起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可以相信，如果執(zhí)行得當，這次土地改革可以再次成為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巨大動力。例如，戶口制度的改革，呼聲已經有年，也的確發(fā)生了一些政策層面的變化，但體制層面的變化仍然缺失，農民工還是農民工。

和西方比較，農民工是中國人為制造的一個社會群體。中國的工業(yè)化速度前所未有，也吸收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但并沒有像西方社會那樣改變著農村的性質。

舉例來說，一個從密西西比來的農民如果在紐約找到了一個工作，那么就可以享受作為一個紐約公民的權利，同時馬上減少了一名農業(yè)人口。那么中國呢？成千上萬的農民工已經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工作了十多年甚至更長，但他們還是農民工，還是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公民權。

曾經看到一些中國經濟學家論證為什么中國還需要保持農民工這個群體，因為在他們看來，農民工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優(yōu)勢。這里，人們看不到些許道德感。這就是總理溫家寶多次抱怨中國為什么沒有窮人經濟學家的背景。

執(zhí)政的道德基礎會出現(xiàn)問題

中國的第一波工業(yè)化犧牲的是農民，第二波工業(yè)化犧牲的也同樣的是農民。第一波工業(yè)化把農民固定在農村，第二波則把農民引入城市。如果這種狀況不能得到改變，執(zhí)政的道德基礎會出現(xiàn)很大的問題。

這就是說為什么說土地改革可以成為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新動力。不能說有關方面對農民工的重要性沒有認識，因為黨代表大會上已經有了農民工的代表。就是說，已經承認農民工是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具有政治參與權。但即使這樣，在道德意義上仍然有問題。

為什么農民工不能成為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權利？農村的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和教育等等問題的解決都等待著政治社會改革。國家的工業(yè)化依靠犧牲農民的利益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但為什么這些財富不能回歸農村呢？經濟越發(fā)展，為什么越來越多的人看不起病？貧窮人家的子弟的接受各種程度的教育越來越難了呢？

很容易理解農村和相當多的城市居民為什么在復興著毛澤東思想。他們已經把毛澤東思想視為是一種窮人的權利哲學。

如果光從發(fā)展國民經濟的角度來考量土地改革就會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沒有社會政治的改革，土地的資本化就會變成農民的無產階級化。但如果能夠把土地制度和中國社會政治體制的改革聯(lián)系起來，那么土地的改革就會變成巨大的進步動力。這既符合農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國政治社會發(fā)展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