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鏈接】

　　2014年3月25日，杭州市政府宣布從次日零時起，對小客車采取總量控制措施。與之前的天津相似，限牌決定當天宣布次日執(zhí)行，這讓不少購車者措手不及。此外，一份與當天發(fā)布會材料如出一轍的“新聞通稿”在限牌前夕瘋傳網絡，引起各方聞風而動，成了商家促銷的推手，并兩度掀起購車高潮。此事在社會上引起熱議。

　　【標準表述】

　　[綜合分析]

　　一方面，杭州限牌令影響政府公信力。由于杭州市政府有關部門之前多次就限牌傳言“辟謠”，一再說“杭州目前不會限牌，暫時也沒有限牌計劃”、“限牌根本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目前方案還沒有提上議事日程”，絕大多數市民已經相信，杭州短期內的確不會限牌，并對不限牌的政策方向予以充分理解。現(xiàn)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限牌政策突然從天而降，讓廣大市民措手不及，政府部門之前的“辟謠”，本身也成了不折不扣的“謠言”。從邏輯上說，造成如此尷尬可能有兩種情況，一是之前有關部門并未掌握核心的政策信息，“辟謠”時表態(tài)太輕率，把話說得太滿；二是之前的“辟謠”沒有問題，但后來由于某些原因，管理政策出現(xiàn)重大轉向，緊急出臺的限牌政策，與官方之前的表態(tài)形成尖銳沖突。無論是哪種情況，政府部門說話不算話，政府“辟謠”反成“謠言”，都對政府決策的權威性和公信力造成了巨大傷害。

　　另一方面，這是懶政借口的表現(xiàn)。杭州突然發(fā)一個強力干擾市場規(guī)律的“限牌令”，在治理擁堵上的效果值得商榷。此前我國發(fā)過此令的城市在治理擁堵和污染上都未見顯效。在治理擁堵和污染上，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如大力發(fā)展價廉便捷公交、開拓自行車道、優(yōu)化道路交通、使用低污染的能源等，這才是限制人們購車愿望的高招，而車市在多數情況下就讓它按市場規(guī)律發(fā)展好了。我國香港沒有發(fā)過汽車限購令，因為香港政府大力發(fā)展公交，實現(xiàn)了公交出行對私家車出行的高替代率，減低了人們購車的必須性。周潤發(fā)在回答他為何總愛坐公交車時就說“太方便了，太舒服了”。丹麥哥本哈根也沒有發(fā)過汽車限購令，因為城市有非常好的自行車道，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多數人都騎車出行。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鑒。

　　[深入分析]

　　一項涉及人數眾多的公共政策，往往有難以預料的社會成本。政令暢通需要公眾的參與、支持和合作。所以，現(xiàn)代治理往往在決策環(huán)節(jié)引入公眾的參與，充分醞釀各方意見，盡可能使一些不必要的矛盾早早化解。保障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既是尊重公民合法權益，也往往能安撫社會反彈情緒，還可以對決策起到必要的監(jiān)督和制約，參與感也會增強公眾對政策的支持。把決策的原因說清說透，大多數群眾是通情達理的。不信任，反而會帶來治理上的麻煩。

　　[措施]

　　對此，中公教育專家建議：

　　首先對城市道路的常見“堵點”進行認真調研，并出實招對其進行改造、疏通，如修建過街天橋、地下通道等人行設施、拓寬道路等；為緩解中心城區(qū)交通壓力，還可對私家車輛實行分時段限行，但同時要興建大型換乘點，讓私家車主在限行時段能在此停車，并換乘公共交通工具。此外，還應大力打造便捷暢達的公共交通系統(tǒng)。緩堵的關鍵是改善出行結構，國外成功經驗已多次證明，完善的公共交通是治堵政策的有力支點。

　　此外，對政府部門朝令夕改、“辟謠”變“謠言”，需要在行政訴訟法中增設公益訴訟，允許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政府失信行為提起行政公益訴訟，讓有關單位和人員為政府失信承擔法律責任，推動政府部門嚴格依法行政，嚴守對公民和社會的行政承諾。以行政公益訴訟施加法律責任和社會壓力，加強對行政公權力的監(jiān)督約束，政府部門才能更加謹慎用權、節(jié)制用權，更加珍視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以高度的誠信和責任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