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分100分 時限150分鐘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是對應考者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測試。

　　2.參考時限：閱讀資料40分鐘，作答110分鐘。

　　3.仔細閱讀給定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論要求”在答題紙上作答。

　　二、給定資料

　　1.近期，關于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整問題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熱點，持不同觀點的人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大陣營。

　　贊同個稅起征點上調的多為工薪一族，認為上調個稅起征點可以進一步減輕稅負，讓他們的“錢袋子”鼓一點，花起錢來也多一分底氣。

　　小徐在北京一家網(wǎng)站上班，剛工作10個月。小徐的月薪在4000元左右，每月繳稅145元，加上其他減扣項目，到手工資3500元左右�！懊吭路孔�1200元，吃飯得1000元左右，加上和朋友出去玩和買衣服的花銷，每個月沒剩什么錢�！毙⌒煺f，繳納100多元個人所得稅，對她平時的生活影響不大，但如果能夠減稅她當然贊成。

　　邱先生一直在外企工作，是月薪過萬的白領。他對個稅的感受則與小徐截然不同�，F(xiàn)在的工資扣除公積金和養(yǎng)老金后有12000多元，需交個稅1800多元。每月領到手里的收入有1萬元，但每月還房貸近6000元，剩下的自己可以隨意支配的錢并不多�！拔覀冞@群人收入相對高點，但是生活壓力也大，上有老、下有小，還要買車、供房子，家庭負擔實在不輕�！鼻裣壬�表示，每月1800多元的個稅差不多占到他收入的1／6，確實有點重。

　　面對工薪納稅人的呼聲，專家們則出人意料地持反對觀點。認為單純上調起征點，中低工薪階層減負并不明顯，相對而言高收入階層更受益。

　　專家給出的理由，也相當具有說服力：近年來個稅起征點經(jīng)過兩次調整后，從原來的800元提高到了2000元，工薪階層納稅人數(shù)占總人數(shù)的比例從60％降至30％以下，納稅人數(shù)減少一半，中低工薪收入者的稅收負擔明顯減輕。目前，我國一半以上居民的月工薪收入還沒有達到現(xiàn)行的2000元起征點，如果再次提高個稅起征點，很多低收入群體根本享受不到實惠，政策的普惠程度遠遠不及前兩次。這樣一來，提高起征點，高收入者受益遠遠大于低收入者；工資水平較高的東部地區(qū)受益大于西部地區(qū)，個人所得稅調節(jié)收入差距的作用將被弱化，甚至產(chǎn)生逆向調節(jié)，顯然與政策初衷相悖。

　　記者從稅務部門了解到，目前個人所得稅制實行分類征收辦法，按照工資、薪金所得；勞務報酬所得；利息、股息、紅利所得；財產(chǎn)租賃所得等11個項目征稅。專家認為，這種稅制模式已經(jīng)落后于國際慣例，分類稅制所造成的納稅人實際稅負不公平的問題日益顯現(xiàn)。

　　比如，對不同的所得項目采取不同稅率和扣除辦法，可以使一些收入來源多的高收入者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費用等辦法避稅，造成所得來源多、綜合收入高的納稅人反而不用交稅或交較少的稅，而所得來源少且收入相對集中的人卻要多交稅的現(xiàn)象。還有，個人所得稅交多少只是依據(jù)納稅人的收入水平，而沒有考慮納稅人的支出負擔，這在總體上難以體現(xiàn)稅負公平。

　　然而，納稅考慮的因素越多，對稅收征管要求也就越高。稅務部門必須掌握納稅人收入水平、贍養(yǎng)人口、教育支出等真實信息，才能確定納稅人的合理稅負，否則就會產(chǎn)生漏洞，導致大量稅收流失，同時還會產(chǎn)生新的不公平問題。從目前來看，我國個人身份證號碼、銀行、戶籍、教育等個人家庭信息尚未實現(xiàn)聯(lián)網(wǎng)，個人各項所得信息收集以及負擔支出還沒有形成一個統(tǒng)一的信息平臺，因此實行個稅綜合征收改革條件尚不成熟。

　　調整個稅起征點中低收入者得不到更多實惠，實行個稅綜合征收條件又不成熟，那么，能不能找到一個新的突破口，通過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來拉動內需、擴大消費，促進經(jīng)濟增長呢？

　　財政部財科所稅收政策研究室主任孫鋼說，與其把關注點放在起征點調整上，不如放在稅率表的調整上。目前，我國針對工資和薪金所得實行5‰—45％的九級累進所得稅率。在2000元起征點之上部分，月應納稅所得額在500元以下按5％征收；500—2000元按10％征收。一旦超過2000元，累進稅率增加很快。如每月工薪收入5000元以上，應納稅所得額要面對20％的個人所得稅累進稅率。

　　首先，針對月收入2000多元的低收入群體的最低一檔稅率是5％，能否考慮最低稅率再往下調一調。其次，低稅率的間距能不能拉大，使得繳納5％和3％的這個群體增加，這樣也可以緩和中低收入納稅人的負擔。

　　經(jīng)濟學家樊綱認為，個稅調整應該落腳在稅率累進制度上，可以通過改進現(xiàn)行所得稅稅率來減輕中等收入階段群體的稅負。在高收入那個層面應該繼續(xù)高稅收，低收入繼續(xù)低稅收，而在中等收入那塊稅收要讓出來，降下來。可以將現(xiàn)在的九級累進所得稅率適當簡化，比如把5000元一40000元的應納稅所得額，調整為統(tǒng)一實行15％的稅率。這個范圍包含了大多數(shù)的中等收入階層，統(tǒng)一實行較低的稅率符合國際慣例，有利于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

　　2.某專家觀點：在現(xiàn)行稅制結構下，減稅的對象并不限于個人所得稅，甚至主要的著眼點不應在于個人所得稅。對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影響更大、更有實質意義的減稅舉措，可能是在包括以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yè)稅等在內的流轉稅上。

　　從改革的方向著眼，個稅“起征點”的調整，終歸是局部性的，動作不大，涉及因素不多，只能算作“小步微調”，并非是牽動全局的整體安排。

　　進一步提高個稅費用扣除標準將很可能動搖個人所得稅的根基，使本來份額就偏低的個人所得稅的地位進一步下降。

　　無論是工薪所得費用扣除標準的提高，還是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的減低乃至暫免征收，甚至對部分高收入者實行的自行申報納稅辦法，都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個人所得稅制改革。將減稅的意圖與稅制改革的目標相對接，采取實質性的舉措，盡快增大綜合計征的分量，加速奠定實行綜合計征的基礎。并且，以此為基礎，實施“個性化”的所得費用扣除并將其調整制度化，從而在全面調節(jié)收入分配差距的前提下求得中低收入者個人所得稅稅收負擔以及整個稅收負擔水平的減輕，可能是在當前的經(jīng)濟社會形勢下，我們面對結構性減稅、個稅“起征點”調整、個稅制度改革等諸方面問題所應選擇的政策取向和現(xiàn)實舉措。

　　3.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深化壟斷行業(y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yè)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guī)范國有企業(yè)、金融機構經(jīng)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jiān)管辦法。石油、電力、金融等壟斷行業(yè)的收入過高問題隨之成為眾矢之的。

　　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è)占六成的500強企業(yè)入圍門檻突破百億元大關，整體實力不斷增強。收入利潤率等績效指標首次超過世界及美國500強。成績可圈可點。但是，我們也看到，國企凈利潤增長憑借的多是資源紅利和政策紅利，而不是管理紅利與技術紅利。排名靠前的國企的利潤增加與其壟斷地位、超大經(jīng)營規(guī)模有關，并沒有多少帶有技術含量的利潤亮點。而且國企利潤增長也有國家內需刺激政策與廣大消費者的貢獻。因此，壟斷行業(yè)如何確立分配新秩序，遏制壟斷高工資、高福利，讓壟斷行業(yè)（尤其是高管薪酬分配）接受社會公平的檢驗，十分必要。

　　實施工資總額預算管理，控制壟斷行業(yè)人均工資，有助于遏制壟斷行業(yè)高收入不斷膨脹的局面�？s小國企之間薪酬分配差距。但是，工資總額與人均工資管理也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壟斷行業(yè)工資總額與人均工資標準如何確定的問題，不能讓壟斷行業(yè)自報高數(shù)據(jù)，給高收入高福利預埋伏筆。二是壟斷行業(yè)內部薪酬分配也應體現(xiàn)公平，謹防普通員工工資被高管“平均”。在工資總額預算范圍內，要讓普通員工特別是編外人員獲得合理薪酬，必然會觸動那些占有身份優(yōu)勢的高管等體制內職工的既得利益，而且高管在薪酬分配中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如何限制他們的高收入、高福利，監(jiān)管比較困難。對此，應有周到的制度安排。

　　從根本上講，包括壟斷行業(yè)在內的國企薪酬分配應走上制度化規(guī)范化管理的軌道。除了工資福利應該接受社會公平檢驗以外，企業(yè)利潤分配、職務消費等核心問題也應得到規(guī)范。比如，廣為輿論詬病的央企高管職務消費，差旅費、會務費開支過大，涉嫌浪費的問題。如果壟斷行業(yè)高管揮霍浪費的問題得不到遏制，薪酬分配本來就不合理、不規(guī)范，工資總額與人均工資控制的作用恐怕也有限。

　　而且壟斷行業(yè)高管薪酬分配應該立足于社會價值回歸，主動接受公眾輿論監(jiān)督與社會公平的檢驗。壟斷行業(yè)高管職務消費與企業(yè)利潤分配應該逐步規(guī)范，差旅費、會務費等職務消費支出應該回歸合理水平。同時，更多國企特別是壟斷行業(yè)應該補上社會責任課，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為國家分憂，向社會反哺，讓廣大國民股東受益。

　　更為重要的是，規(guī)范壟斷行業(yè)薪酬分配秩序，還得依照《反壟斷法》的要求，從完善制度設計人手，充分引入、激活市場競爭，依靠市場的力量逐步打破壟斷行業(yè)“一企獨大”的壟斷地位。

　　4.個稅征收問題涉及分配，按收入法計算的國內GDP等于所有生產(chǎn)要素帶來的報酬之和。從近些年的經(jīng)濟數(shù)據(jù)來看，資本、土地、固定資產(chǎn)等因素產(chǎn)生的價值流量增長較快。同時，流動性過剩使得資金價格低廉，低利率形成了較低利息收入。而勞動力要素產(chǎn)生的報酬（工資等）則增長相對較慢，工資和居民收入增長長期慢于GDP增長（與營業(yè)收入的快速增長截然相反）。這表明，廣大國民未能充分分享宏觀經(jīng)濟成長的成果，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已延續(xù)了相當一個時期。

　　因此，從調整個稅來看，存在兩個層面的問題。首先從宏觀層面來看，減稅意味著在收入分配體系上，提高勞動者報酬，提高勞動所得在收入分配體系中的比例。據(jù)統(tǒng)計，美國近幾十年以來，勞務所得占GDP比例在60％—75％，而中國則逐年降低到40％的水平。要彌補收人差距拉大，保證分配公平，就必須降低對勞務所得（包括工薪、稿酬、勞務報酬等）的稅率、提高起征門檻。

　　其次，在微觀上，需要平衡個人收入所得稅中各類稅收的稅率和起征點，同時考慮不同負擔能力下的個人稅收體系。全國政協(xié)委員劉克崮認為中國應該實行“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混合稅制模式”，以家庭為單位，將家庭成員的全部應稅收入合并計稅，綜合考慮家庭基本生活支出費用，包括家庭成員的贍養(yǎng)費和子女教育等家庭教育支出，分類扣除，采用累進稅率，稅率設計遵循低稅率、少級距的原則。

　　5.公共財政之源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民眾。公共財政的使用卻很少讓民眾說了算。經(jīng)常是領導的一句話，一個決斷，就讓公共財政千金散盡。這些年來，一種名為公祭的風氣悄然興起，極盡排場，攬盡奢華的鰲頭，廣大民眾是看在心里、痛在心上，卻無可奈何。

　　又是一年清明到，一些地方公祭活動又開始粉墨登場。民間的怨聲載道，仍然于事無補。這種狀況其實由來已久，類似的事件其實不止一件。

　　其實，根據(jù)憲法以及各級地方人大組織法的規(guī)定，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擁有重大事項的決定權。凡是重大的事項，都應該交由人大或者常委會審議表決。按說，有法律規(guī)定了，民眾的監(jiān)督應當不難。但讓人尷尬的是法律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何為重大事項”，因此，對于公祭、文化城之類的活動、項目，就有人鉆了其空子，官員的批示、決定就代表了民眾的意志，一些看似政績卓著的活動、項目就堂而皇之地走進了現(xiàn)實，而其背后民眾的“血汗錢”就如滾滾東逝的長江水——一去不復返了。所以，在此建議，應當從法律法規(guī)上明確何為重大事項，對于一些地方動轍千萬上億元的公共財政支出，最好的辦法就是在廣泛討論和充分論證之后納人民主決策程序——讓人大代表人民行使當家做主的權利。對一些勞民傷財、為政績而做的活動、項目，應由民眾給予否決。對一些無視民意的官員，及時罷免、撤換直到追究法律責任。對于確實便民、惠民、富民的活動、項目，則要善于發(fā)動民眾力量，把好事辦實、實事辦好。

　　公共財政使用權還給民眾，要求官員心中要有民眾，把一切為了民眾作為工作的出發(fā)點，作為公共財政關注的重點。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掌握著權力的官員轉變決策方式，也需要民眾發(fā)揮好監(jiān)督、參與公共財政管理的作用。

　　6.我國的個稅改革屬于“小步前行”。經(jīng)過三次提高起征點后，個人所得稅免征扣除額提高至現(xiàn)在的2000元，然而，單純以起征點為改革內容已經(jīng)不適合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呼吁，應建立分類與綜合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考慮地區(qū)收入差異，考慮納稅人的家庭負擔、家庭支出，避免對所有納稅人“一刀切”。